天理良知

践上的奇特典型那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

曾国藩是一个地道的儒家学者，立足于程朱理学。在后来治军理政的大格局中，他一方面信奉中庸经世、仁义感召，另一方面又不避严刑峻法、霹雳手段。晚年功成名就，则信奉道家，清静无为。总之，他几乎完整地把中国哲学的每一个门派都熔铸在自己身上，而他傲人的功绩、朝野的赞誉、全民的仰望，则印证了传统文化有可能达到的人格高度。

须知，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华文明奄奄一息的十九世纪。曾国藩凭一人之力，为中华文明翻了案。

对中国历史最具宏观眼光的梁启超，曾以罕见的激情赞颂曾国藩，也就是他笔下的“曾文正公”：

吾以为使曾文正公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梁启超说，谁想澄清天下，应该天天《曾文正集》。

在曾国藩的著作中，人们可以充分领略梁启超颂扬他的“天性之极纯厚也”、“修行之极谨严也”双重自我塑造过程。

我所看重的，也是这个过程。

从年轻时代开始，曾国藩对儒学的崇敬，并不仅仅表现在研习、考据、讲述、著作上，而是全然化作了日日夜夜的修行步履，而且这种步履都是细步，一步也不会疏忽。我们如果有时间读读他的日记和书信，一定会非常惊讶。原来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可以按照礼义原则来规范，来修正，来设定。由此，儒学从教条变成了行为，儒者从学人变成了完人。

曾国藩以实际行动证明，梁启超所说的他的双重自我塑造过程之间有因果关系，即纯厚“天性”可以由谨严“修行”取得。这也为程朱理学提供了明晰的标本，即他们所说“纯粹至善”，可以通过“养心寡欲”、“诚意正心”的修行方式找回来，并弘扬成一个人格范型。

曾国藩从小心翼翼地修身养心，发展到纵横万里地清理大地，终于实现了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这种人生理想，孔子本人并没有达到。

由此可知，中国文化有关人生修行的种种倡导，并不具有明确的断代性。人生修行，是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互渗过程，而且也不在门派上排他。你看那么端正的“醇儒”曾国藩，也在法家、道家间游刃有余。

在曾国藩之后，重新完整地体理这种人格风范的，有张之洞和张謇。他们都不保守，而是以中华文明继承者的身份，实实在在地把中国向现代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