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良知

知带出来的善恶问题，王阳明考察得比朱熹完整。在暮年他曾经留下过著名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这“四句教”非常重要，被他自称为“宗旨”。他坚持了心体本源的纯净无染，指出善恶之分产生于物欲和意念。在这中间，良知可以本能地判别善恶，因此接下来的就是行动了，那就是“格物”。

在王阳明这里，“格物”的概念与理学家们有很大的不同，变成了一个非常主动的行为。那就是不光是观察，而且要“摆正”各种事物了。“格物”在这里的意思，是“正物”。“正物”，首先是摆正善恶，不要在心里造成善恶颠倒，或善恶不知。因此，又可以看成“正心”。

良知需要被保卫。保卫有静、动两途。静途保卫，是自我反省，静坐调息，让良知本体有一个安静、安全的存养地。动途保卫，是实事磨炼，即在行动中显现良知，体认良知。

这种行动，就牵涉到王阳明的另一重要思想“知行合一”了。

“知行合一”说法，人们常作通俗理解。例如，规劝人们不要满口空话、不谙实务，也不要只知蛮干、昧于认知。这样的理解当然也不错，但王阳明还是别有深意。

他在实际生活中也会勉强首肯“先知后行”、“知行并进”的做法，但在哲学中却不予认同。他认为，这类做法还是把知、行分开了。他认为，知、行不可分开，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而不行为未知，行而不知为无行。

对于这个问题，他用了著名的“好好色”、“恶恶臭”的比喻。按这个比喻，一个人看到了美丽的花朵就本能靠近，闻到了腥臭的气味就立即掩鼻，中间不存在一个判断、分辨、推理的过程。“看到”、“闻到”就是“知”；“本能靠近”、“立即掩鼻”就是“行”。在这里，知、行完全弥合，没有一丝缝隙。

由此，王阳明进一步断言，没有“行”，也就没有“良知”。以“行”来完成“良知”，就叫“致良知”。“致”是一个动词，有抵达之义。以“行”抵达，“良知”就出场了；无“行”抵达，“良知”就不存在。

至此我们就可以明白，“知”和“行”，并不是“你先走，我跟上”的一对夫妻，也不是“肩并肩，手拉手”的情侣，而本身就是同一个人。

王阳明本人，是哲学家和实干家合于一体的最佳范例。因此由他来讲“知行合一”，极为雄辩。长久以来，中国很多儒生都囿于知而乏于行，或矜于知而虚于行。更多的官员更是长于表态，张罗场面，而不知道做成一件事情的起点和关键在哪里。他们虽然有很多道德言论，却如同空气泡沫，一无可信。这一特点，连不少大儒高官也不能例外。现在，王阳明并不只是劝说他们投入实践，而是向他们宣布，如果不投入，他们的“知”也不存在。这实在有点痛快，因为他们之中谁也不能嘀咕，说王阳明对“知”缺少发言权。

“知行合一”的理论，也反映了王阳明对于佛教、禅宗的不满。修身养性固然很好，但世间既然有大善大恶，那就必须行动起来，让心底的良知立即变为一系列行动。

总的说来，我对王阳明评价极高。他赞扬朱熹“精神气魄很大”，其实他自己的精神气魄会更大一些。他把宇宙天地置之心间，于是心灵也就成了观察万物、陶冶天下的神圣处所。他认定人们心间潜藏着人之为人的良知，只要激发出来就能成为圣人，因此成圣之途也在心间。但是成圣之途虽在心间却又极为坎坷，因为同样在心间盗贼成群。唯一的方法是秉持良知立即行动，为善去恶，使心间的宇宙洁净明澈，天理昭昭。

——这样一个中国哲学家，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王阳明的理论也存在一些缺憾。我认为最大的一点是他虽然明确地触碰到了善恶问题，却还是没有把这个问题完全理清。例如，他一再说“性之本体无善无恶”，却又多次地表明“性至善”、“心体至善”。他几乎把那“四句教”当做了重要遗嘱，可见他到晚年仍然对善恶的问题苦思不辍。“四句教”用中国语文的简约和整齐的方式作了总结，但对于这四句话之间的几度转折，还缺少足够的过渡理由。另外，他是一个极其繁忙的将军、官员和学者，没有太多心意去关注普世民众心间的善恶消长实情。

这也就是说，王阳明的理论尽管时时透出囊括天下的意愿，实际上还是集中在不大的圈域。“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这些命题，听起来虽不艰深，却很难让民众领会其中真正的意涵。至于成为“圣人”的目标，更是与中国不亲。一般民众更愿意接受“看穿”、“放下”、“离苦”、“解脱”等等佛学话语。

结果也很自然。我在王阳明去世四百二十年后出生在他的家乡，当地已经没有人知道他的大名了。维持乡间文明余脉的，主要是寺庙的钟声和路上的袈裟。

四

王阳明之后，中国还有一些思想家值得关注，例如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都是身处山崩地裂危局中的堂堂男子汉，行动响亮，器宇轩昂。在反思明代败亡、历朝更迭的教训中，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怒斥君主独裁，主张广开言路，成为民主理念的动人曙光。

在哲学上，他们都非常看重“气”的概念，传扬“一气充周”、“气象万物”的“气本体论”。他们之间对“气”的阐释并不一致，但显然都是目睹了社会气数衰微、仕子气质荡然的般般实情，共同产生了痛切感受。他们呼唤以“创世元气”来灌注社会人心，让我们想到孟子、朱熹和张载，而且，还时时想到道家。

在修身养心上，我特别留意他们把天地元气和人生气质互相沟通的宏大循环。他们本人，确实是充满君子气质、英雄气质、批判气质、创造气质的文化代表。

在山河破碎、兵火连连的乱世中，只要天地元气未散，一切还有希望，而吐纳天地元气的，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身心，就是天地元气的凝聚体。他们用“气”，把“理”、“心”等等概念统摄起来了。在我看来，这是在一片废墟和焦土中构建了悲壮的人格气场。直到今天，仍然焕发着一种豪迈的诗意。

他们之后两百年，中国还出现了一个在修身养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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