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明朝的灭亡2

三大饷的实际负担主要落到了农民头上，当时，加征的三大饷“意味着每一亩农田要增加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税收。”

并且，由于加派是按照土地面积来征收的，这就导致占地广阔的北方地区农民，在天灾频发的荒年，却还要实际承担更多的税收。

实际上，从唐朝后期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就逐渐开始向南方转移，到了明末，当时东南地区的工商业已经非常发达富甲天下，而实际上从南宋开始，南方的人口也已超过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但问题是，南方虽然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但土地面积却没有北方多，并且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财富来源有越来越大占比已经是来自于工商业，问题就在于，明朝的主体税收仍然是农业税，而“三大饷”也仍然是农业税——如此一来，也就是说，明朝的这种税制财政缺陷，导致有钱的东南地区不用交什么税，有钱人交不到什么税，但穷人，尤其是农民，尤其是北方农民，却要承当更重的税赋。

学者方志远指出，“如果把‘三饷’的压力落到每一个劳动力身上，可以发现一个西北地区的农民承担的加派负担，是一个东南地区的农民的十倍左右。”

但这样分析，是否说明朝的财税负担非常重呢？对此专注中国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刘守刚指出，“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明代财政的平均税负只有10%左右，而同时期的日本，税负达到50%……明代财政的根本问题在于国家机构与正常财政，不能对日益发展的工商业经济实现有效征税，不能充分动员起帝国时期的财政资源。”

刘守刚指出，“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国家对税收有紧急需要，没有正路可走就只能走上歪路，而歪路则会让所有人都受到损伤。”

而无论是万历皇帝指使太监到处去开矿收税，还是明末政府开征“三大饷”，本质上都属于一种财政“歪路”。

刘守刚说：“明代之所以设计如此的工商税制，既有吸取宋元工商税收教训的原因，也跟自明代起帝国进入成熟期有关。因为成熟，国家职能转向内向，不以进取为能，不以扩张为目的，对支出的需要也就很少；因为成熟，国家试图消除一切不确定，而采用定额措施去管理财政活动。对属于自由流动资源的工商业经济，则采取轻视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没有正规的商事法律和周到的法律程序，大大小小的官吏在工商税的管理方面，更是以马虎和腐败出名。”

如此一来，没有从晚明时期蓬勃发展的工商业经济中享受到税收好处、形成命运共同体，相反却只能通过农业税盘剥农民的大明帝国，境内烽烟四起，已经成为必然之势——因此到了崇祯时期，明朝政府陷入了“崇祯死局”的困境中不可自拔，简单说就是，大明帝国由于天灾人祸导致财用短缺，财用短缺反过来又加剧了天灾人祸，而财政体制的缺陷又使得这种矛盾不可调解，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大明帝国的“崇祯死局”已无法破解，由此明朝逐渐走向毁灭的边缘。

05

就在崇祯为财政困局焦头烂额之时，他的皇室宗亲却普遍富得流油。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围攻洛阳，就藩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拥地二万多顷，其田产遍布河南、山东、湖广等省，当初，他的福王府邸仅仅建造费用就花了28万两银子。但就是这样一位富甲天下的藩王，不要说拿出钱财支持明朝中央和皇室共度时艰，就连面对农民军围攻洛阳的生死存亡时刻，朱常洵仍然坚持不肯劳军，让士兵饿着肚子为他守城，结果守军哗变倒戈，李自成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洛阳。

进城后，李自成当众怒斥朱常洵说：“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随后，李自成下令将朱常洵砍头枭首，并将他的尸体剁碎杂以鹿肉，煮成“福禄宴”食用泄愤。

尽管有福王朱常洵的案例在前，但明代很多藩王死到临头，却仍然全然不顾明朝政权安危以及百姓死活，只顾守着自己的私财，就在1642年底，清军再次绕过北京攻入华北地区掳掠人口和财富，当年12月，清军进攻山东兖州，危急时刻，兖州知府邓藩锡劝说鲁王朱以派散发钱财募兵守城，邓藩锡说，如果鲁王您愿意散财募兵，城犹可守，否则大势一去，悔之晚矣。但守财奴鲁王朱以派死活不肯，结果不久清兵攻破兖州府，朱以派只好自缢而亡，王府钱财也被清兵掳掠一空。

对于明朝这些宗室藩王来说，尽管他们是倚靠着明朝中央这棵大树而生的，但即使是在王朝的生死存亡时刻，藩王们也不肯拿出一丝一毫支援中央财政，更不要说赈济百姓，而这些守财奴藩王，最终也在明末天下大乱的烽火中或被清兵所杀、或被农民军所杀，最终覆灭于时代的怒海波涛之中。

尽管福王朱常洵和鲁王朱以派因为吝啬惨死，但他并非明末无良藩王的最后一位。

到了1644年，就在崇祯上吊自尽后，张献忠统率的农民军也攻入四川，面对危局，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急忙劝说蜀王朱至澍拿出钱财犒赏军民、加固城防，没想到富甲四川的朱至澍却耍无赖说：“孤库中钱粮有数，只有承运殿一所，老先生等拆去变卖充饷！”

面对全然不知死活的无耻蜀王，主持成都城防的刘之渤直接怒怼说：“殿下。承运殿无人买得起，唯有李自成是受主！”意思是一旦农民军破城，一切都将不再为蜀王所有。但朱至澍对此“终不悟”，对于这些藩王来说，他们以明朝宗室身份掠夺天下民财，但当到了国家有难，需要他们奉献御敌之时，这些人却普遍表现出鼠目寸光和贪婪无耻的守财奴形象，对他们赖以立身的政权安危全然不顾，最终身死陨灭而为天下笑。

不久，张献忠率军攻破成都，后悔不及的蜀王朱至澍走投无路下只得投井自杀，其在成都城内的宗室子孙被张献忠下令捕杀殆尽。蜀王自杀后，此前劝说他散财守城的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也被农民军所捕，张献忠让人劝说他投降，刘之勃破口大骂，张献忠于是下令将他凌迟处死，刘之勃毫无畏惧，临死前大喊是说：“宁多剐我一刀，而少杀一百姓。”

但疯狂的张献忠并未放过成都百姓，1646年他在撤离成都前，下令对成都进行屠城，疯狂屠戮了成都城内的数十万百姓，而他对于所经过处的明朝宗室的态度，则是“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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