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到固安去看看。我劝他宽心,早去早回,谁知一去就没回来。听说他到了固安,见儿子病重,一着急脑溢血了。儿子没事,他倒先死了,就在固安安葬。他说话是河北口音,也许固安是他的原籍。
老辛在“*****”中的遭遇怎样我不清楚。当时我们几个朋友有个不成文的默契,谁也不打听谁的遭遇,免得生是非。但我知道他做书画生意积下一点财产,公私合营时书画店便辞退了他的工作。北京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中,书画业有个行规:离了店后可以从事别的职业,但不准再私自做书画买卖。他这些年大概找了点别的事做,但也难免偷偷做点书画生意,海外不少内行知道他,偶然回北京要买画不会不找他,这样的话,“*****”中怕不会平安无事的。我们认识他时他已过了险关,看样生活也不困难。
他的死使我懊悔不及,后悔没帮他把书写出来。为了纪念他我写了篇,就是《寻访画儿韩》。
七
陶然亭遛早的人,分成一个个的小集团。有几位是专扔圈的,用麻绳或电线、藤条缠几个圆圈,外边包上棉花,再用旧布缝成外皮,几个人站成圆圈,互相投扔;有几位是练拳的;有几位专门围着湖走路;还有几位打坐练气功。我们这一集团以沈玉斌先生为核心打太极拳,打拳时各打各的,有陈式,有吴式,也有杨式。打完拳聊天就凑到一块。有几个人是天天必到,连到的时间也不差多少,有的是停停打打,也有并不属于这个集团,但碰上就坐下聊几句的。
老生演员贯盛习不是这个集团的。他哪个集团也不加入,只是一个人绕着湖走路。过去我只看过他的戏。在50年代看他唱《秋胡戏妻》,身上、唱功都不错,后来就不见了广据说到外省某个京剧团做了团长。他弟弟贯盛吉的戏我看得较多,印象非常好。他的小花脸是含蓄而幽默,用一种独创的鼻音念白,可笑而不轻佻。在生活中他也忠厚。有一阵贯盛习嗓子不好,约角的不约他;而贯盛吉则红得发紫,几个班社抢着要。他跟约角的说:“约我可以,得搭上我哥哥,我可以少要点包银,我哥哥的戏份不能减。”此人对生活也充满幽默感,晚年得了绝症,家人们给他预备寿衣,他要穿上先演习演习。家人无奈就给他穿上。他对着镜子照了照说:“我死了敢情就是这模样啊?不怎么样!”此事我系传闻,汪曾祺有第一手材料;他在一篇散文中说起过,和我的传闻有小异,当然他的准确,但避免抄袭之嫌,我还按我听来的说。贯盛习则是另一副模样:人清癯瘦削,留一绺齐胸长髯,无论冬夏总穿一件米色风衣,长袍大袖,仙风道骨,说话声音低沉。他患心脏病,长期住在北京,但服务却在河北省石家庄。他每逢走到我们一伙面前,就——点头问候。我们问问他的病情,他总说:“还行,控制住了,不敢累着。”
再一位常来的是冯玉增,他是老北京戏校学生,沈先生的弟子。玉增为人精明能干,个头不高,衣装整洁,动作灵活。他不练拳也不跑步,早晨来了就到湖边找个椅子,铺上他自带的坐垫坐下,从书包里掏出副竹板来,打起竹板唱数来宝。他是唱小花脸的,演出用不着数来宝,可这是他的个人爱好,也许是健身之道。我看过他唱《昭君出塞》的王龙,歌舞俱佳,十分精彩。唱完数来宝,他又开始遛弯,一直遛透,来到我们群里闻鼻烟闲聊。他说每天早上这一顿遛是幸福保障。什么叫幸福?他答曰:“活得舒服,死得痛快。”
八
陶然亭这批朋友,包括了京戏行的前后台、文武场、生旦净末丑、龙套上下手、神仙老虎狗,行行俱全。
按年龄算,比较年高的怕是两位打鼓佬,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白登云,一位是励五爷。
白先生早已过了古稀,花白头发,身材伟岸,风度潇洒,手里提了个棕竹手杖,大步流星地散步,身后常跟着贤慧的白师母。白师母手中提个北京人时兴的手袋,她眼睛不太好,走路较慢。常常是白先生疾走一阵,然后站住脚和碰到的人聊天,顺便等她。白先生终生打鼓,耳朵背,和他说话要大声喊。他告诉我,他的鼓就是在陶然亭练出来的。小时候拿着两根木棒,无论冬夏早上到陶然亭来打石头,夏天打得浑身出汗,冬天双手裂开多少血口子,天长日久竟把一块光面石打得中间凹陷下去。这几年他给李世济打鼓,给赵荣琛帮忙。还有一位老教师是励五爷。励五爷年纪比白先生更大,耳朵更背。和白先生相反,他不大讲究穿戴,总是一身灰中山装,纽扣很少扣严的时候。他不遛弯,而是打吴式太极拳。他和白先生两人一见,说起话来十分费力,他冲白先生耳朵喊,白先生冲他耳朵喊,然后两人相对弯腰,鞠躬:“您慢走。”“您坐着。”白先生精神气色都比励五爷好。
过了两年,发生了变化,白师母突然去世了,白先生就很少到陶然亭来了,偶然来一趟,衣着也不像以前那么整洁,精神也不像以前那么旺盛。白先生一生醉心艺术,对处理生活琐事相当的无能,白师母不在他连吃饭、喝茶都困难。身边又没有别的亲属,实在令人同情。有时碰见我们劝慰他两句,他只是摇头叹气,说是想接一位亲戚来帮忙,不知后来怎样。励五爷倒始终是老样子,他身边有子女,但老人性格孤僻,宁愿事事自己动手,保持独立,反倒不见颓唐。
晚年耳聋,看来是京剧音乐行当的职业病。我小时学过“武场”,尽管是秧歌剧的锣鼓,也是先从小钹打起,然后小锣、大钹、大锣,最后才学打鼓。一天练几个小时,停下后耳朵嗡嗡的许久静不下来。大锣大钹是挨着打鼓佬站的,打一通“急急风”,三个段落一个紧过一个,一层响过一层。如果唱武戏,真有点玩命。我一直打大锣,初练时左手提一块砖,右手五指伸开,只靠食指套着锣槌甩动,要槌槌打在砖心上,待到正式提锣时,要打出几种不同的声响和节奏来。常常一晚上演出要打断几根锣槌,可知打鼓佬的耳膜要经受多大的震荡力,一生几十年打下来焉有不聋之理呢。现在科学发达,物质条件也好,应想出点措施来保护音乐工作者的健康。近来国内唱京戏,台上都装扩音器。我听过几场,感到音量太大,音乐变成噪音。不知剧场的音响工作者是否都是打鼓佬出身,耳朵偏沉,为什么就不能把音量压低一点,使观众舒服一些呢?
九
沈玉斌先生的去世,是使我很痛心的。去年我去英法两国,在巴黎和伦敦逗留一个月,回来后积下一大堆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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