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品种。事实上除了高雅、严肃、有深刻思想内涵的纯文学外，还有一种不以作品思想载体为主，只供人们休息消遣的。这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出发点不同，素材来源不同，写法也不同，达到的目标也不同。用把尺子去衡量这两种不同产品，再由此决定“优胜劣汰”，包括武侠在内的通俗读物就消失了。

有些年我以为中国特产的武侠就此断种绝迹了，改革开放之后才知道，世界上凡有华人存在的地方，武侠就有市场，既有市场就有货源。大陆断档，港台接续。这时我才看到了金庸先生的作品。发现他不仅继承了中国武侠传统，而且有所突破、发展、提高。使这一品种文化品位起了质的变化，思想内涵有了深广扩大。而且好就好在他是按着这一品种本身的路子提高，不是也不想提高到成另一个品种上去！它是更好的“大众文学”而没有硬跻身于另一类文学，成为四不像。

金庸土洋结合，雅俗共赏。人物情节虽是无中生有以虚代实，却写得有鼻子有眼有趣味有学问。读者在消闲解闷中不知不觉增加了中华文化知识，历史知识，风土人情，最终导致我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尊重。

我认为这就是金庸的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我高兴能参加金庸先生的作品研讨会。

老顽童黄春明

读过台湾的都知道黄春明是个爱国的好作家，却不知他除去写作外还有许多好本事。

前不久在香港，晚上和太太一起看电视，把频道调到台湾中天电视台时，正好看见黄春明在一个大会上演讲。题目似乎是“要振兴中华必须首先发扬民族文化”，内容好，口才好，表情好，衣着也格外整齐。

估计那天台北的气温至少在30℃左右，从电视上看，在场听众大多只穿衬衫或T恤，而他却整整齐齐穿一套西装，领带打得非常严谨。于是就见他一边演讲一边滴汗，恰好说到最激动的刹那，汗流到眼睛里了，他不得不停住嘴，赶紧伸手抹眼。抹完眼不接着往下演讲，却朝台下四处张望，并大声问：“我太太坐在哪儿啊？太太，我脱了西装行不行？”

大概是看到太太在台下招手同意了吧，他这才大喘一口气，很快把西装上衣脱了下来，使劲扔到了地上去，并小声嘀咕说：“这么热的天，太太非叫我穿西装，真是的！”电视台麦克风非常好，把他这句话一字不落全播放了出来。

我忍不住大笑。不料这时我太太却发了话：“笑什么？你要好好跟黄春明学习，你看他多听太太的话！”我不服气，便说：“好。不过，要学春明我就全面都学，包括他演的杂技！”我这一说她不吭声了，因为这里有个典故。

去年秋季我和太太与春明夫妻及海外一批华文作家曾到云南采风，所到之处受到各少数民族同胞亲切接待。我们高兴之余都觉得年轻了30岁。用春明的话说，就是：“我们难得有‘客观疯’的机会！”

我们参加了许多篝火晚会，晚会多半在打谷场或野山坡上举行。上百人围着火堆席地而坐，大碗喝村民自酿的米酒，大块吃现杀的鱼和肉。与苗、瑶、彝、壮等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唱歌跳舞，衣装不同却能融为一体，语言各异却又亲密无间。

有一天晚上的节目是苗族乡亲踩高跷。少数民族踩的跷比汉族的高，难度也大，看得我们鼓掌不止。高跷演完后各民族的姑娘小伙子们轮番表演节目，我们看得眼都直了，谁也没注意黄春明的动向。

一个节目演完之后，忽然人们眼光都朝出场口望去，我也朝那边看。不看还好，一看大惊，只见那里走上来一个3米多高、上尖下粗的东西来。走到灯光之下才看出，上边只有一个人头，下边却有四个人头。原来下边是左右各有两个人抱着一条上边绑了高跷的人的腿。于是，便八腿抬着两腿一点点往台上挪。上边那个人两手扶着下边人的脑袋，还左右摇晃，并发出像笑又像哭的叫声。直到这时人们才看清，那被捧在空中的不是别个，乃黄春明是也！

霎时间全场响起欢快的笑声，就在这笑声中，下边四个人欢呼一声同时撒手后退两步，黄春明就在尖叫声中扬起双手作要飞之状，只是没向上飞，而朝地下扑，似鞠躬又似磕头般趴着，直等抬他出来的少数民族兄弟当众替他解下绑在腿上的高跷，他才爬起身来，正正经经做了一个谢幕的姿势。

那天我太太也教导我，说：“瞧见没有，你们俩是这群人里最疯的。”

曲木阿呷

四川有句谚语：“清风雅雨建昌月”，建昌即今之凉山自治州首府西昌。

我第一次见到西昌，是1950年夏秋之间，胡宗南刚从西昌撤走三个月。我作为“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先遣组从雅安骑马到达西昌，由此进入凉山，住在举行武装起义、配合我军击败地方军阀的彝族支头罗洪大英家。进山前，依上级指示，请当地有关部门为我们增派了两名翻译。一个是罗洪大英的弟弟罗正洪，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罗大英起义就是由他策划的；另一个是一个叫曲木阿呷的小姑娘。

曲木阿呷那年十五六岁。在大家面前爱说笑会唱歌。但当她单独一个人时，脸上常常露出成年人才有的忧伤。那时凉山是个与外界隔离的奴隶社会，以血统分阶级。奴隶主是黑彝，也称“黑骨头”，尊称为“支头”；奴隶属于白彝，也叫白骨头，俗称“娃子”。一个奴隶主的领地加上奴隶就是一个独立家支。各家支之间互不统属。没有统一的领袖和统属。历代王朝任命的上司住在彝汉杂居的交界区，只管收租敛税，不干涉彝人内部事物。由中央政府派人进入凉山，我们是破天荒头一回。在北京，中央首长给我们交代的任务就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少数民族慰问，宣传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大团结，解放全中国。历代统治者搞“大民族主义”给少数民族造成极大伤害。我们要以行动体现共产党“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尊重其风俗习惯。至于各民族内部的改革工作，只能等该族人民自己觉悟，自己解决。我们只可帮助其思想发展，促进觉悟，决不越俎代庖。对彝族的方针，不管是奴隶主还是奴隶，只要拥护共产党拥护新人民政府，我们都视为同志。

在北京学习这条纪律时，觉得执行起来挺容易。到达凉山后才知道要经历多大的困难，要有多大克制能力。

我们看见最低等的奴隶没日没夜地干活，吃饭时却跟狗一起蹲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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