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儿童艺术团访问日本时，义务照顾孩子们生活，领他们旅游的老人中元幸广，当年就是我们的舍监之一，是惟一不打华工的舍监。多少年来他献身于中日友好，退休后每年自费来中国学习中文，以便有中国朋友访日地他能更好的服务。那年，他从报纸上知道我到了日本，千里迢迢从山口县赶到东京，跟会务人员说：“我是来向邓先生赔罪的，他在这里受苦时我没能尽力保护他，我要向他道歉，希望你们能叫我见他一面。”在我开会期间，他竟然在我住的饭店对面小旅馆中租了一间房，只为了每天在我休息时跟我见上一面。我问他为什么对中日友好这么热心？他说：“中国人给了我深刻的教育。中日两国人民不是敌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战争，是残暴的军国主义分子，我们两国人民应像兄弟那样相处……”当年与我一同在那工厂劳动过的一个小姑娘现在已经作了祖母的朋友，听说电视上出现了我的形象，马上要求电视台专为她放一遍认一下是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电视台应邀放过后，她就打听我的行踪，一直把电话打到我在奈良的住地，头一句话就说：“真对不起，当年没法保护你不受欺侮……”而她自己的家人，战争后期完全死在广岛的不幸中了。(我劳动的地方距广岛只有18海里！)

那些把杀人放火、侵略别国领土、掳人为奴的战争至今仍谎称是“解放亚洲人”之战的先生们，他们只讲日本是遭到过***轰炸的惟一国家，却从不讲为什么***会落在日本，更不讲是谁使发动侵略战争的后果落在普通日本人民身上！正因为如此，中日两国人民更需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为不使历史悲剧重演而携手奋斗！

重返德山

去广岛有前一天，秋冈先生轻声问我：“你想不想到你小时候做工的地方看看？”

还在北京未出发前，清水正夫先生就曾关切地问过公木同志：“听说邓友梅先生小时候在日本劳动过，是真的吗？”

多年来我是绝口不提这段往事的。明年我就算年逾半百的人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很遭遇些艰难困苦，但有两段生活(假如那也算生活的话)我一直不愿提起也避免回想。一是“***”横行年代天昏地暗的岁月；一是在德山那一年的非人生活。

当年，像猪羊一样，被赶进堆满矿石的船舱。一千多吨的小船像落在滚水锅里的一只饺子，反转颠簸七天七夜，终于靠在下关码头上。那时我刚满13岁。船上二百来名中国工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处，用各种手段“集中”来的。在下关检疫所脱光身子消毒后，我们一批四十人，就换乘机动木船，沿濑户内海被押往山口县。

半夜，船在一个工厂的破烂码头边靠岸了。穿过满是管道的曹达工厂，走过黑沉沉、空荡荡、一付破败景象的市街，走进一处铁丝网圈着的华工宿舍，还没进去就听见沉重的殴打声和压抑着的**声。鱼贯进门后，只见沿墙的水泥地上，一溜跪着四五个赤膊的中国工人，两手举着凳子，一个穿着马裤马靴面目狰狞的日本人，正揪住一个中国工人的胳膊，狠狠地往地下摔……

“教官正在惩罚偷懒的人！”押送我们的人说，“在这里要守纪律，不然就受惩罚。你们就站在这儿看看吧！”

由此开始了名为“养成工”，实际是“征用工”的生活。每当回忆起来，就像个铁蒺藜一样刺得心头出血。所以，数十年来除去在入党时我讲过一次外，就是对母亲和爱人也没说过那些细节。在女皇**肆虐的时代，他们在千人大会上宣布我“从十三岁就当卖国贼”，“双手沾满了鲜血”时，我倒是力争要讲讲这些细节，但一张嘴就被一位虽没穿马靴马裤、却有同样狰狞面目的汉子一拳打得张不开嘴了。

不愿重去揭那已结痂皮的伤口，所以，这次到日本我一直没有提出去德山的愿望。主人是太殷勤，对诚心诚意与中国人民友好的日本朋友何必再谈这些往事？逝者已矣，我们还是携起手来共建中日友好的未来吧！但是，随着在日本停留时间的延长，我想看看德山的愿望愈来愈强烈了。

在德山做工时，我在碳酸镁车间。那时，日本青壮年男人，大部分被征去打仗了，和我们并肩劳动的只有妇女和未成年的“勤劳奉仕”的学生。日本军阀从日本人民身上吸干了骨髓，人民的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吃的是“代用食”，十几岁的姑娘劳动时穿的是露肉的烂布片。正常劳动一天12小时，到月底要干几个彻夜。“勤劳部”的监督员，骑辆车在各个车间转，到处搜寻“思想不良”的人和“怠工”的人。他们宣布每一个日本公民都是“战胜者”，都有权管理、督导“中国征用工”。可是共同命运抹去了民族的界线，我们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偷歇气，一看到勤劳部的人赶紧互相关照；我们在一个防空洞里躲避轰炸，互相把安全角落让给对方；我们在一块河滩上捞取海草，烘干后一起分食这些珍宝。有一次，我病了，几个大婶把我藏在车间角落里休息，慷慨地把我份内的劳动空额分担下来。没想到她们刚把车推走，勤劳部的人就过来了，把我从高烧的昏迷状态中踢醒，吼叫着：“谁叫你偷懒？你对大东亚圣战不满吗？”大婶们一听到这声音，撂下车全围过来，争着说：“他在发烧，我们叫他休息的。”勤劳部的人又叫：“你们有什么权力？你们能负责吗？”她们说：“我们替他把劳动额分担了，怎么不能负责？”那个人还要纠缠，一位老大娘悄悄转到炉旁按了下电铃开关，出炉的铃声震耳欲聋地响了，人们喊着“出炉了！”拉起我向炉门拥去。勤劳部的人只好骂骂咧咧地溜出车间。他一出门，人们哄笑着又拉我回转炉后去休息。原来并没到出炉时间，电铃是拉来撵他的。大家说老大娘是“智多星”，老大娘却把我搂在怀里哭起来。她说她的孩子被征兵走了，现在也在外国，她惦记她的孩子，所以想着我的妈妈一定也在日夜挂念我。

工厂里有一些年轻的女工，住在叫做“爱国寮”的集体宿舍中。有时候我下了午夜班，舍监又派我去给住院的伤病号送饭，送饭时要到“爱国寮”捎带上女工们的饭盒。她们当中有的只有十六七岁，小孩子容易熟悉，她们很快和我成了朋友。有个叫百合子的小姑娘和我在一个车间劳动。她在实验室上班，每天在车间门口走过，总要客客气气鞠躬说：“邓友梅先生早晨好。”到车间来取样时，总找机会向我打听一点关于中国的情形。听我讲起家乡的情形，她总是把眼睛睁得大大地说：“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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