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之惑

。这样一来，对方就极有可能继续施暴，或卷土重来。

我看着这些好心的朋友，久久不说话。

我知道，这些朋友与我的很多读者一样，都焦急地等待着我的“适度报复”。我更知道，只要我发出一个简单的信号，事情就会变得风起云涌、扬眉吐气，因为人气、智商、幽默都在我们这边。几乎不必花什么‍大‌​­力​‍，对方就会狼狈不堪。更何况我的朋友中，有一批极为能干的律师。

然而，我还是向朋友们摇头了，这不是吐气、解恨的问题。

显然，我所面临的这个修行关口，其难其险，不下于剑门、巫峡、壶口。

我决定订立一个最严格标准，把很多看似“深仇大恨”的人与事，排除在仇恨的范围之外。

这种标准，又可称之为“排除条例”，至少有六条——

一、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是在一个政治运动中随着潮流所犯下的暴行，可以排除在外；

二、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没有太大特权，尤其是没有官场特权和传媒特权，可以排除在外；

三、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不是连续行恶，长期行恶，可排除在外；

四、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暴露出了疑似精神障碍的病患，可排除在外；

五、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暴露出了太低的生态等级、文化等级和艺术等级，可排除在外；

六、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另有社会政治理念的执守而打错了枪，也可排除在外。

四

有了上述“排除条例”，留下的仇恨范围就变得很小很小了。连按照古今常规必须包括的对象，也没有包括。

在此，我不妨举一些典型的例证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证，在“**”中长期关押我父亲，使我家八口人一直饥寒交迫的那些人，主要是四个人，被排除在外了。因为，那是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很难确证个人责任。

第二个例证，同样在“**”中把我叔叔活活逼死的那些人，主要是三个人，也被排除在外了。

第三个例证，那个首先把我在“**”中悄悄编写《世界戏剧学》的勇敢行动诬陷为“**写作”的北大学生，负面影响遍及海内外。但他主要是误听了一个上海文人的谣言，因此也被我排除了。而且他又符合上述“排除条例”第六条，即另有执守而打错了枪。

第四个例证，一个与我毫无关系的湖北文人，以完全失控的臆想发表了大量攻击我的文章，每次都有骇人听闻的案情故事。但我一开始就对他作出了某种医学判断，因此也排除在外。

第五个例证，一个与刚才说的湖北文人相似的上海文人，出了一本书，诬称我著作里有大量“文史差错”。凡是买过我书的人都会去买一本，因此名列“亚洲畅销书籍”。复旦大学文史权威章培恒教授发表文章指出该书全是“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此人一看，立即伪造出一个我“抄袭”章培恒的谣言，来挑拨我与章先生的关系。这个行为实在太怪异了，直到我遇到上海长海医院为他看病的医生才知道真相。我深感同情，并告诉医生，此人若有医疗经费上的困难，我可以帮助。

第六个例证，一个上海评论者，曾提出过“谢晋模式”，成了谢晋心中的“仇人”。他又制造过“有一个‍­妓‌‎​女‍在读《文化苦旅》”的新闻而哄动全国，侮辱了我的广大读者。后来我发觉他只是一个比较幼稚的文艺爱好者，便到谢晋墓前笑着报告了这个结论，请导演宽恕他。

第七个例证，一个被称为北京最激烈“啃余族”的人，把我在地震灾区捐建三个学生图书馆的事硬说成“诈捐”而耸动媒体。但当我听说他为一件小事与两个女记者打成一团，就立即放过他了。生态等级，是一条心理红线。

第八个例证，当北京此人抛出了“诈捐”谣言后不再吭声，却被南方一个学者接过去了，在网络上铺天盖地闹了两个月。但我立即放过了这个学者，一是因为他是一切投污者中唯一有点学问的人，二是他此前并无毁谤他人的记录。我对他这两个月的失态，深感惋惜。

第九个例证，宁波一家民营服装企业的文化主管，二十年前看我深受盗版之害而束手无策，提出要与我成立一个小型文化公司自行出版，为防盗版集团注意，让我以老父名义出资六万元。此后他借这个公司名义与**、台湾、上海三地的出版社一起出了我十二本书，本本畅销。但他几年后告诉我，公司没赚一分钱，我可以把六万元领回，但必须向律师出示我从小的户籍资料，证明“我爸是我爸”。我受如此欺侮却没有起诉，原因是，此人不是什么权势人物，我遭受他的“合法盗版”，只是因为自己无知。

第十个例证，由马兰主演、我定稿、马科导演的大戏《红楼梦》轰动海内外，几乎获得一切戏剧大奖，但一进上海却遇到了**烦。一个上海中年编剧正好也有一台戏在此时上演，为了不被比下去，居然撺掇一个神志不清的老人制造了谁也听不懂的所谓“企图署名”事件，闹得《红楼梦》不想再演了。这件怪事颠覆了一个大剧种和一座大城市的最高文化生态，而那个中年编剧的戏却就此走红。他现在已成为官职不低的权势者，我始终没有妨害他。原因只是，他听过我的课。为师之心，总有不忍。

……

我说了这十个例证，大致已经说明了修行的难度。青年朋友们如果遇到了忿然难解的仇恨，读了这些例证一定能起到很大的缓释作用。

但是，还有几个“坎”，我无法跨过。因为它们超过了我的“排除条例”，突破了最后红线。

五

说到这里，我要​‌插­进‍​一段小小的回忆。

二十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到南方一座城市去访问一位著名画家。这位画家比我年长十岁，并不长期居住在这座城市，却在这里有一间画室。那个夜晚他不作画，只是与我长谈，一直谈到深夜。临告别时，他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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